技术技能人才队伍是社会生产力的核心基础和主要代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发的新征程,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发展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一体、知行合一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职业教育,是构建技能型社会和壮大技术技能人才队伍的重要举措。从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模式来说,观察工作现场和理解工作世界的变化,是实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基础。2022年9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等三部门联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以下简称“2022 年版大典”)。这是我们观察和理解工作世界变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并将对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新版职业分类反映出工作世界的变化趋势
我国职业分类始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才有成文的职业分类体系 —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1999年版)问世,2015年重修,2022 年第二次重修。国家职业分类结构上分为四个层级,即大类、中类、小类和细类。我们通常讲的“职业”就是大典中的细类。职业之中还包括“所含工种”。工种一般与生产服务组织中从业人员的具体岗位比较接近,大典采取列举方式。职业分类的技术原则主要是工作性质相似性和技能水平相似性,运用这两个原则决定一个职业应该放到什么类别。
1999 年版大典收录职业 1838 个,2015 年版大典收录职业1481个。2022年版大典收录1639个职业,其中新增 168 个职业,取消 10 个职业,净增 158 个职业。新增职业主要表现在专业技术人员、社会服务业和生产制造业从业人员中。从本次职业分类大典的重修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工作世界的四个突出变化。一是“数字职业”的产生和原有职业的工作“数字化”。二是“绿色职业”的发展和原有职业的工作“绿色化”。三是随着“新消费时代”的发展,服务业中产生了以数字消费为主的新形态,既增加了新的职业,也开始影响传统服务类职业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四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三年疫情防治对社会治理的要求重塑了基层治理格局,产生了一系列新职业,也使得党的基层组织以及乡镇和城市的社区组织得到了健全和加强。
(一)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催生数字职业发展,以数据和网络技术为基础,推动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职业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技术引发的新一轮技术变革,促使企业生产方式向网络化、平台化方向迅速发展,生产组织随之呈现扁平化、虚拟化的特点。在产品端,生产的定制化、个性化和服务化倾向非常明显。这种变化直接导致就业形态发生变化,创造了新的就业需求,产生了新的就业机会,引发了社会分工体系的重构,导致新职业层出不穷。
数字职业是以数字技术及其应用为表征、体现数字经济业态的“职业族” 。所有以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进行数字化及其语言表达、信息传输和产品(服务)研究、设计、赋能、管控、应用、运维、操作的人员,均可归入“数字职业”这个职业族。2022年版大典共标识了 97 个数字职业,占大典中职业总数的6%。
数字产业化直接催生了数字职业的新生,既包括数字运算和数字表达类职业,如 5G 应用、物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等;也包括数字传输类职业,如数据管理、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还包括数字内容生产类职业,如商务数据分析、数字资产管理、互联网营销、数字出版编辑等。产业数字化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和升级,如智能制造、电子商务等,特别是以数据分析、网络安全等为基础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新职业发展迅速。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一步强化了数字技能对传统职业的更新。在既有职业的修订中,各职业的主要工作任务中增加了数字化技术应用工作的描述。数字职业的发展目前主要集中在第二、四大类(分别占 55%、39%),三、五、六大类也有所体现。
为反映这一变化趋势,第二大类专业技术人员中新设立“数字技术工程技术人员”小类,包含13个数字职业。未来随着这个小类职业的细分与新增,在四、五、六大类围绕工业互联网和大数据应用,在数据采集与分析、产线工艺管理、产线安全维护和产线设备运维等方面可能进行结构性调整,还会有较多的新职业产生。第四大类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中,从零售服务人员分离出“电子商务服务人员”小类,列有电子商务师和互联网营销师两个职业。随着元宇宙和内容生成等技术的应用,数字消费、生活服务和社会治理等领域可能会迎来职业分化和技能融合的双重趋势。
(二)绿色经济带动绿色职业发展,健康产业与乡村振兴重构相关行业的专业化分工
绿色经济是以经济与环境协调为目的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经济形式。目前,以绿色能源和绿色交通为基础,快速影响生产和生活的绿色化,已经形成绿色服务、生态环境产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和清洁生产产业等绿色经济领域,其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绿色职业是绿色经济活动中以提供绿色产品或服务为主要工作任务的职业族。2022年版大典共标识绿色职业134个,占职业总数的 8%。其中,二大类 60 个,占 45%;三大类 2个,占 1%;四大类 37 个,占 28%;五大类 14 个,占 11%;六大类 20 个,占 15%。同时,绿色经济的兴起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职业的绿色化和绿色职业的数字化趋势相互交织。2022年版大典同时标识为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的共计 23个,分别占数字职业的 23.7%、绿色职业的17.2%,其中有新增职业5个。
与绿色职业相关的职业族中,健康类职业和涉农职业的变化值得关注。医疗卫生服务从医、药、护、技四类从业人员的基础上得到扩展,多领域融合和服务专业程度提升交织在一起且发展得越来越快,体育、健身、娱乐等都被归入大健康产业。2022 年版大典还增设了“康养休闲服务人员”小类,包括森林园林康养师和民宿管家两个职业。这一领域的专业化发展迅速,未来这个小类会有更多职业增加进来。涉农类职业族的发展更为迅速。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发展,越来越多与农业和农村直接相关的职业出现。
(三)不同产业门类的职业发展面临不同的变化趋势
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推动了生产业和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其中包括技术的融合性、服务的精准化以及生活服务的便捷化、生产制造的智能化和社交方式的平台化等,必然会产生新的社会分工,导致职业细分和技能融合。
第一产业门类中,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集约化程度增强,农村服务专门化和便捷化需求强劲。2022 年版大典中出现了如农业经理人、乡村建设工匠、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新职业人群。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和发展,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程度提升,在农业生产经营、农村生活服务等领域将产生更多新的专业化活动, “三农”领域的职业发展速度加快。
第二产业门类中,生产制造领域的从业人员技能融合趋势加强。智能化生产和个性化供给的发展态势导致标准化、网络化、平台化生产技术快速应用,这种技术融合性创新方式推动了生产技能通用化。第六大类生产操作人员中,传统技术应用的生产操作岗位正在减少,先进生产技术的应用催生出一批新的职业工种;同时,技术替代又增强了生产现场管理和产线设备维护的工作需求。实际上,这一趋势在2015年版大典中已经反映出来。与1999年版大典相比,2015 年版大典中第六大类的职业数量从1119个下降到650个。
第三产业门类中,社会服务业的职业分化趋势明显。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快速增长,研发、设计、检测、维修等领域的社会化和专业化发展明显;生活性服务业特别是健康服务的社会化、产业化,生活消费性服务和“一老一小”照护服务的平台化和专业化发展趋势更为显著,精准化和精细化的高品质服务供给已经成为潮流;信息服务产业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员快速增长。这些变化导致了服务业职业结构的快速重组和新生,第四大类的职业数量明显增加。2015 年版大典中,第四大类职业数量从1999年版的147个增加到278个,2022年版大典中更是发展到357个。同时,随着基层治理的加强,在村和社区的管理与服务领域产生了一些新职业。本次修典中,第三大类调整了“社区和村务工作人员”小类,修订或新增的职业包括村和社区工作、城市管理、劳动保障、退役军人、法律服务、医疗保障等事务的办事人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基层治理专业化的趋势。
二、变化中的工作世界对职业能力提出新要求
从技术变革和应用的层面来看,影响未来就业形态、方式和服务的技术性因素越来越多,并开始形成影响就业规模和就业质量的底层技术和应用生态。在就业方式变化上,网络技术影响生产关系的调整,数据技术产生新的生产要素,认知技术替代和更新从业者的工作能力,信用技术则改变社会运行机制,数据和网络安全技术将重塑劳动过程中从业人员的工作规范等。人类智慧与机器智能将深度融合,导致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发生变化和重构,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工作方式和学习方式。“从人力资源市场的持续观察中我们发现,基于体力和人工操作技能的需求持续下降,规则性认知技能也在下降;社交和情感沟通、复杂的专业沟通等技能在上升,基于数字技术的实践技能也在快速增长。” 这样的增长和变革会导致人力资源市场最有价值的技能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要考察员工的数字技能,培养员工在技术快速迭代过程中如何适应新工作并利用已有技能解决新问题,我们将这些能力称为“技能融合能力”。当然,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创新创造能力、社交化学习能力以及过程技能也成为重要的技能和素养。大规模技能更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对终身学习的需求将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
(一)发展过程技能,提升职业素养
在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社会化大生产逐步向定制性生产、网络化生产等智能生产方式发展,以生产职能和单一岗位为基础的垂直性专业技能体系正在解体。工作组织的平台化、工作方式的数字化、垂直技能的横向融合,正在深刻地影响产业现场对劳动者能力的要求。注重发展过程技能和职业素质已经成为劳动者应对技术浪潮挑战的重要基础,并正在成为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趋势。
对于生产和服务过程而言,过程技能是全局性技能的核心,也是劳动者职业生涯发展的基础。在我国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相对于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过程技能可能是被严重忽视的一种能力。在工作过程中,过程技能通常包括认知和元认知技能、情感和社交技能、技术和实践技能以及创新和变革技能。认知和元认知技能强调思辨式思维、学习管理和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情感和社交技能强调以共情为基础的沟通和人际理解能力、以自我效能为基础的团队合作能力的开发与提升;技术和实践技能则强调运用数字技术收集和分析信息、理解和解析工作进程以及解决工作的问题和复杂问题的方法与策略;创新和变革技能则强调在工作中发现和创造新的价值,协调工作进程中的冲突和摆脱生涯发展中的困境。
过程技能反映在劳动者工作过程和生涯发展之中,就是职业素养。职业素养是劳动者在长期从事社会职业活动实践中所形成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工具和人与自我关系的综合修养,包括从业者适应生涯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必备的、跨职业的、可迁移的心理品格和关键能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总和就是职业精神;还要有基本的职业意识,如诚信意识、责任意识、质量意识、安全意识等。职业精神、职业意识、职业规范以及职业活动中可迁移的工作策略和方法,这是职业能力中最底层的内容,它们决定了一个人在工作过程中的行动模式。
世界技能竞赛组织将这些横向技能称为“跨领域技能”,认为这些技能对于从业人员的业绩有着重要的基础性影响,并从 2013 年开始将其引入竞赛规则。这些技能包括工作组织和(自我)管理、(信息)沟通和人际技能、解决问题、创新和创造力等。这要求在所有竞赛项目的设计上都将这些跨领域技能融入具体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过程之中,并通过具体的工作行动进行有效评价。这一尝试已深刻影响到选手的训练过程,并开始向教育和培训的学习过程转化。
(二)发展数字技能,提升数字素养
数字技能正在成为劳动者由传统工作方式通向未来工作方式的一座桥梁。它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而应视为数字技术条件下影响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的策略和方法。当前人与人的日常沟通方式主要依赖微信、抖音等数字工具和社交平台,工作中运用这些工具进行有效沟通也是数字技能的一部分。它虽然没有改变沟通的本质,但改变了沟通方式和沟通效率。
总体来讲,数字技能的关键包括两类工作方法和策略的应用能力:一是以数据处理、呈现、分析为基础的工作方法,二是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数据应用策略。具体包括数据采集与处理、数字情境中的沟通合作、数据呈现与表达、数据安全与网络安全、数字条件下解决问题、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数据应用等。
(三)完善技能等级,贯通职业发展
随着技术变革的加快,人力资源市场对技能人才的需求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发展迅速,劳动者获取工作所需知识的途径更加便捷;数字技术等新兴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技术融合性创新更加普遍,技能更新对工作能力的影响更加深刻;就业环境更加多样,就业机会更加丰富,劳动者职业生涯发展呈多元变化,人力资源流动更加频繁。新时代人力资源的这些特征,使得工作现场的用人要求越来越具有综合性,技能人才的职业技能等级所代表的能力趋向开始向综合职业能力的方向发展。202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意见(试行)》,将原有的“五级”技能等级延伸和发展为新的“八级”技能等级。这是在技能人才评价方面的重要改革。“‘新八级’不是原来‘老八级’的翻版”,而是适应变化的技术世界和工作世界,重构新的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体系。这有利于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对促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一般而言,影响一个经济体中劳动者职业技能等级结构的主要因素包括劳动者的工作范围、能力水平、工作责任和资源支配权限等基本维度。从工作范围来看,知识、技术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工作对象具有多样性,不仅需要面对技术设备和专业工具,还需要面对客户要求、工作成本、环境影响等诸多关联因素。工作范围的扩大、融合和延伸,导致工作现场对劳动者工作能力要求的改变,因此需要采用更具综合性的描述方式来反映工作实况,基于工作过程的情境式描述目前在教育和培训、招聘和用人中得到了广泛运用。重构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有利于形成人人皆可成才的社会氛围,对于鼓励青年人投身社会实践、成就技能成才和技能报国的理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健全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途径,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打破技能人才职业发展的“天花板”,延伸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通道,促进技能人才与技术人才之间的横向贯通。
三、发展综合职业能力是职业教育适应工作世界变化的重要基础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技术世界和经济世界,人力资源能力建设越来越具有挑战性,职业教育和培训必须直面这一变革浪潮。在学习和工作的领域里,关于能力发展的讨论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在所有讨论中,代表工作世界的综合职业能力发展以及关键技能对职业能力形成的作用,逐步成为职业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培养目标。2022 年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新职教法”)顺应了这一变化,明确提出职业教育是“为了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使受教育者具备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实现职业发展所需要的职业道德、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等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而实施的教育”。这一表述将发展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作为教育的目标。“综合素质”反映出人的发展的全面性和综合性, “行动能力”则强调行动过程中人的能力的综合性。
如何通过学习来养成和发展这些素养?教育实践告诉我们,对职业素质的“碎片化”概念性知识的学习并不能有效转化为从业者的行动能力,难以在工作中得到综合性运用。教育改革实践也告诉我们,对于如何将职业素质的概念和要求直接内化到具体的行动过程之中,教师虽然没有直接分享相关知识,但学生在训练过程中可以直接体验具体规范,并通过有效反思快速转化为行动策略和方法。比如,对于团队合作,要在学习过程中按照工作的方式自然加入一个团队并融入其中,通过共同工作来完成任务;在比较高阶和更为复杂的工作中还需要领导团队、评估团队、改善团队。这就是工学一体的过程,在工作实践中自然而然地养成习惯,并逐步形成策略加以应用。这种尝试为职业教育如何培养面对未来变革所需要的技能提供了实践启示:一是在学生就业过程中,企业对员工综合职业能力的要求高于对具体知识和技能的要求;二是学生在具体、真实的工作性训练中获得的技能可以直接应用,比较全面地展现职业素质的要求;三是具有明确过程的工作项目实践可以全面地发现和评估学生或员工的能力范围与工作胜任程度。正是这些在教育实践中发现的朴素观念,引发了对职业教育培训的学习革命。以综合职业能力发展为目标、以真实工作任务为载体、以学生学习和成长为中心的学习方式逐步在职业院校兴起,并受到企业的关注和欢迎。
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和应用,这一学习模式也受到影响并发生改变。今天的教师既要有数字化教学技能,也要学会如何运用数据化的教学资源来引导学生展开学习、管理学习并在学习过程中有效地评估学习的成就;可以利用技术条件实现学校实训能力最大化,运用数字化平台来分享学校、企业的实训条件和实训机会;通过以社交和游戏为基础的技能“炫技平台”,将企业的攻关项目、研发项目发布到平台,形成自发性的虚拟项目小组,从而引发自适应的学习过程。这些新的尝试将进一步改变职业教育培训的学习方式和学习途径,并使综合职业能力的发展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四、改革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是职业教育适应工作世界变化的关键途径
目前,我国技术技能人才总量短缺、结构失衡的问题突出,就业结构性矛盾尖锐,迫切需要加快培养既有扎实的职业技能又具有较强就业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职业分类变化是对人力资源供给提出的新要求。一方面,新职业的产生代表着产业对人力资源的新需求,受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应用以及教育和培训供给能力的影响,这些新职业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存在人才紧缺问题;另一方面,数字技能和绿色技能正在成为新时代人力资源的关键技能,技能替代、技能更新与技能融合并存发展,将更加深刻地影响人力资源开发的内容供给,教育和培训的课程开发、教师专业发展和学习方式变革等都将直接面临挑战。
实践证明,校企合作、工学一体的培养模式有利于发展技术技能人才的综合素质和职业行动能力,也是实现职业教育就业导向的重要途径。2022年 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普遍推行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要求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要及时把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引入教育教学实践;面向新业态、新职业、新岗位,广泛开展技术技能培训,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和技能型社会建设。
(一)优化职业教育的专业供给结构,适应新经济、新职业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在科技创新、产业体系、经济发展格局和社会治理框架等方面已经作出前沿性规划。职业教育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紧密对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研发设计、工业设计、商务咨询、检验检测认证等生产性服务业,健康、养老、托育、文化、旅游、体育、物业等生活性服务业,优先发展与上述产业领域的新职业相关的人才紧缺专业。同时,借助 2022 年版大典的职业定义和主要工作内容等描述信息的变化情况,特别是工作岗位对从业人员数字技能和绿色技能的新要求,改造升级传统专业,撤并淘汰供给过剩、就业率低、职业岗位消失的专业。
2022年版大典为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提供了一个直接、可信的反映产业需求的信息平台,可以为职业院校的专业和专业群建设提供职业适应性的搜寻工具。国家职业分类的中类和小类信息直接对接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这是由其“工作性质相似性”的分类原则所决定的。自2018 年以来,新职业论证与发布也主要是在上述领域发现、确认技术变革和产业结构优化所引起的社会分工调整。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应当与新职业信息建立联动机制,以适应新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源需求的结构性调整。
(二)改善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着力发展技术技能复合型人才的供给能力,适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新需求
职业教育以其类型特色已成为我国人力资源开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职教法明确提出“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由专科、本科及以上教育层次的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实施。根据高等职业学校设置制度规定,将符合条件的技师学院纳入高等职业学校序列”。目前,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和技师学院纳入高等职业教育的试点已经展开,对此,可以总结技工院校高级技工和技师教育的实践经验,对照 2022 年版大典中的新职业尤其是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选择部分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的专业,分别在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中开展高级技能(国家职业技能三级)教育试点和在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中开展技师(国家职业技能二级)教育试点,并使之与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工程教育相衔接。实施这一试点的关键在于动员供应链生态中的头部企业参与合作培养,鼓励企业选派在职技术工人通过灵活学制参与学习项目,并确保学生在学习期间能够通过结构化的工作实践参与企业的真实生产服务项目。当然,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人力资源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必须协同合作,改善和创新人才评价机制,确保教学中的资格提供和工作中的资格提供可以有效融合起来,发展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三)开展有效的工作分析,确保职业教育的内容体系适应产业现场的工作岗位
在职业分类大典中,各职业描述的职业定义、主要工作内容和所包含的工种信息为课程开发提供重要的工作和岗位信息。这些信息是专业的、可信的,可以较好地帮助教师理解各专业所包含的职业和具体的工作任务。同时,根据这些来自行业的可靠信息,可以进一步分析知识和技能的要求,特别是理解专业所包含的职业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并在学习方式上探索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行动能力建构。国家职业标准所包含的职业信息和工作要求,为理解工作过程劳动者的行动提供了框架。职业标准以职业功能为基础,以工作任务为载体,对从事该职业的劳动者提出素质、技能和知识要求。这些信息直接来自企业行业的真实工作分析,其能力分级也反映出该职业从业人员的生涯发展历程。尽管国家职业标准的普适性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与具体企业应用的差异,但其能力分级和工作要求的特征性价值仍值得教育培训机构重视。
当然,对于具体的职业院校开发课程和实施教学而言,工作世界的直接信息必须以扎实的工作分析为基础。这需要职业院校在进行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和实施教学的过程中,持续有效地开展基于产业现场的职业观察和工作分析。职业院校教师开展企业实践不仅要学习具体的工作技能,更要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观察工作过程的展开和分析工作过程中从业人员的行动方式。工作分析则需要组织不同企业、不同等级的从业人员作为本职业的实践专家进行结构性访谈,分析其职业发展中需要胜任的工作任务和达成工作目标所需要的能力。一般依据以工作过程为基础的工作内容和能力要求框架来召开实践专家访谈会,根据访谈结果形成包括本专业各职业发展阶段的典型工作任务列表,并使之成为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开展课程开发和教学设计与实施的起点和依据。
(四)实施高效的校企合作,确保职业教育的教学过程适应产业现场的工作过程
新职教法明确要求职业教育必须“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国家发挥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并就人才需求信息、举办职业教育培训、人才评价等方面企业的责任做出规范。但在实际工作中,尚未形成产业主导、企业主体的机制。企业是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的主体,但在发展规划上重视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轻视技术和技能人才的培养,往往不会主动从发展规划层面布局与职业院校的合作;企业是各类人才的用人主体,但各级政府在职业教育办学机制上重院校建设、轻企业作用;工作是企业中知识和技能应用的主要场景,但职业院校在学习体系发展上重视以学科建设为基础的专业体系、轻视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体系。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导致技术技能人才的供给与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在规模、结构和质量上不对称、不适应。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关键在于有效地将工作过程与学习过程一体化,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学习途径、训练方式、学习环境和能力评价等方面必须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引导学生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以完成工作为目标进行综合性的学习和训练。因此,职业院校与企业行业要在合作中有效推进三大机制建设。一是推动建立产教对话机制,形成人才培养目标和标准的一致性。教师的企业实践、实践专家访谈、企业工作观察等是实现有效对话的途径,企业用于招聘和考核员工的人力资源胜任标准、行业或国家职业标准等是对话的重要基础。二是加快推进校企合作机制,在培养过程中形成合作教学。企业在职业院校设立以真实工作场景为基础的学习工厂和产业学院,职业院校在企业建立对口实训实习基地,企业派遣“师傅”直接参与院校教学过程,高技能人才培训校企“双导师”、企业主导学生能力评价等都是实现合作教学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三是推动形成产教协同机制,实现校企双方的双向赋能。职业院校与合作企业共同开展专业建设、校园文化建设,企业与合作院校联合开展创新项目、产品研发、共建大师工作室、企业内部及供应链生态企业员工专业发展等,这些都是双向赋能的重要形式。要真实有效地将企业的工作过程与学生的工作过程相融合,实现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的学习方式变革。
(五)有效融合学习过程和工作过程,探索职业教育适应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规律
职业性学习的有效标志就是工作性学习、过程性学习和个性化学习。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工作者是工作任务的实施主体, “师傅”只是指导者和支持者。因此,在职业性学习系统中,学习任务和学习过程的主导者必须交给学生,教师是学习过程的设计者、引导者和评估者。教师在课程设计与开发、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评价与就业指导等方面,应以工作过程为础,探索适合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规律,建立有效的学习指导机制。
一是在课程的内容规划上开展技能重组。按照企业工作实践要求和学生发展目标,根据各专业预期就业岗位的产线、产品类型等特点,将具有行业标准意义的典型工作任务进行重组并进行教学化处理,以满足企业的特定用人需求。二是教学设计上注重技能融合。以典型工作任务为主体,设计学习情境和教学项目,使学习过程能够整合工作中所需要的专业技能、职业素质和知识理解的学习与训练。在技能整合的过程中,应当运用适当学习的策略,引导学生学习和成长。注重学习复杂性递进,将典型工作任务按照技能和概念的复杂程度建构成递进式的学习序列,并辅之相适应的学习策略指导;注重工作多样性递增,以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所需要的技能和策略变化为变量,建构学习任务序列。在这一序列中,所需技能和策略的变化越来越多,促进学员体认更加多样性的技能和策略应用。三是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自主开展过程性探究。在典型工作任务的学习中,应有效地引导和支持学生自主解决问题。教师须“淡出前台”,实施“后台控制”,发现能引起学生兴趣的工作任务,并在学生获得一些基本探究技能后,放手让他们自主完成任务。在教学组织中,可以更多地采用团队工作(学习)的方式。引导学生将自己解决问题的过程与实践专家或其他同学的解决过程进行对照。运用各种过程重演技术,比较实践专家和新手的作业,有效地增强反思效果。四是在融合工作过程的学习中形成综合能力评价。以典型工作任务的学习目标和能力要求为基础,在学习过程中对学生的学习策略、学习行动和学习成果进行适度评价,也是提高学习效果的有效方法。在教学中以完成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和策略的变化作为条件要素,引入形成性评价技术,引发学员的自我反思和持续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以学习中的具体工作过程为基础,发展以职业认同和工作潜能评估为基础的综合职业能力评价技术。
总之,技术世界的变革和应用引发工作世界的变化和演进是持续而不确定的,工作世界中劳动者的职业能力会紧跟这一变化不断产生新要求。发展综合职业素质和行动能力是在学习世界中应对这一不确定性的基础,职业教育培训必须为探索自己的范式变革做出更多努力。以工作过程为基础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在增强职业教育培训的就业适应性上已经给出重要启示,值得我们珍视并不断发展。
陈李翔,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
来源:《教育与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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