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教育部、财政部公布《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单位名单》，全国共197所高职院校入选“双高计划”。其中，西部地区共入选46所，覆盖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宁夏、新疆、内蒙古和重庆十个省（区、市），占全国“双高计划”高职院校的23.35%。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在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着规模小、质量低、竞争弱等问题。本文基于2016—2021年度《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相关数据，对西部地区46所“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国际化建设状况进行分析，对西部地区高职院校推动“双高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国际化的内涵

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国际化内涵具有“区域性”“类型性”“输出性”三层属性，其中“区域性”是其外在特点，“类型性”是其本质特点，“输出性”是其时代特点。

1.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国际化的区域性。区域教育是指“具有空间特点的教育系统”，区域教育的“区域”不是割裂的，而是依据其地域空间内的功能定位、资源环境、经济环境、发展潜力等划分的，如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成渝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均具有各自的功能定位、资源特色、经济发展特点等，这些特点赋予了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国际化的“区域性”内涵。具体是指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根据所处的地域功能定位、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未来发展潜力等，引领和带动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

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国际化的区域性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西部地区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高质量、高水平的国际化建设是“双高计划”高职院校的重要任务之一。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与其他高职院校相比国际化水平居于前列，对外开放内容也较为丰富全面，有利于引领区域其他高职院校的国际化发展。

二是西部地区职业院校国际化的重要途径。“双高计划”高职院校首先必须具有先进的国际化教育理念，其次需具备影响其他院校改革、引领相关行业发展的气魄和胸怀。在西部地区职业院校中，“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内部已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如师资力量、教学资源、科研平台等，这些基础能促进职业院校的国际化发展，也能为其他院校国际化发展提供平台和服务。

三是培养区域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举措。“双高计划”的内容包括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打造高水平双师队伍、提升国际化水平等，通过改善高职院校的教学资源提高区域内的人力资源。

2.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国际化的类型性。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国际化的类型性是由职业教育的类型所决定的，体现在就业导向、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双元育人、工学结合、德技并修、育训并举、技术创新等方面，其内涵是指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需明确职业教育的发展逻辑和发展特征，在探索国际化发展过程中要保持职业教育的类型，凸显职业教育的特色。

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国际化在凸显其类型性时需围绕两个方面：一方面，建立独特的办学理念和育人理念。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的国际化发展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不同的高职院校具有不同的定位、条件和类型。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在国际化改革中要拥有独特的教育方法和理念，因地制宜，结合实际确定发展策略，与最优秀的国际高校合作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建设具有西部区域特色的专业。高职院校要突出我国职业教育的独特优势，建立特色专业，结合国际化发展趋势，与国际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吻合，“凸显国际化发展特色”，形成国际品牌专业。西部地区的“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应在职教育人中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和强调集体主义教育。

3.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国际化的输出性。“双高计划”强调职业院校要与发达国家加强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共同探讨国家职业标准和课程体系，学习与借鉴优质的职业标准、课程标准和教学资源，打造独具特色的“中国式”职业教育国际品牌。因此，国家政策内容及国际化的特点决定了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国际化具有输出性。其内涵是指高职院校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要实现内部要素的输出，主要包括人员输出和资源输出两种，其中人员输出指派遣教师、学生跨境交流，资源输出指开发境外职业院校认可并适用的教学资源。

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国际化的输出需围绕三个方面：

一是要深刻认识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内涵和要求，准确把握西部地区职业院校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总体要求和发展路径，形成西部地区高职院校国际化特征；

二是要加强国际协调，“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化为沿线国家高职院校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和平台，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要紧紧抓住机会洪流，建立以职能部门为主，人事部门、财务部门、教学部门和二级学院联动的运行协调机制；

三是要对标国际标准，时刻注重反思自身建设问题，提高教学质量，创新具有西部特色的管理教育模式，向国际高标准靠拢，学习国际先进教育成果和管理经验，取长补短，不断提高自身国际教育市场竞争力。

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国际化的热点

 

通过整理归纳《报告》文本中有关“国际合作”的内容，包括2个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和9个三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包括职业教育国际化质量、职业教育国际化形象；二级指标包括留学生规模、国际师资队伍建设、标准国际输出、国际技能大赛获奖、中外合作办学。本文选取了2016—2021年度《报告》中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国际合作”的内容进行分析，涉及留学生规模、国际师资队伍建设、标准国际输出、国际技能大赛获奖、中外合作办学等维度。

1.关于留学生规模方面。

一是关于全日制国（境）外留学生规模。2016—2021年全日制境外留学生呈现逐渐上涨的趋势（2019年《报告》中未发布相关数据），尤其是2018—2020年，更是呈现出巨大涨幅。其中，2016年346人，2017年603人，2018年700人，2020及2021年分别为1824、1897人，2021年较2016年增长448%。由此可见，来华留学生对于全日制国际教育的需求逐渐扩大，从侧面也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于我国职业教育学历证书、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认可度正在不断提高。

二是关于“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全日制国（境）外留学生规模。根据2016—2021年西部地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全日制国（境）外留学生人数统计数据（2019年《报告》中未发布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贵州省共招收176名全日制国（境）外留学生，位居该年度榜首，但后续发力不足，该省全日制国（境）外留学数量未有较大增幅，且每年的留学生人数基本持平。而相比之下，四川省在“双高计划”中持续发力，省内的全日制国（境）外留学生数量增幅最为明显，2016年仅为81人，到2021年已增至569人，增幅达602.47%。另外，新疆在2016和2017这两年中，省内全日制国（境）外留学生人数均为个位数，而2018—2021年未招留学生。此外，内蒙古在“双高计划”中，省内高职院校还未成功招收全日制国（境）外留学生。

2.关于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建设国际化师资队伍是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举措，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将打造国际化师资队伍作为重要任务。2016—2021年，专任教师赴国（境）外指导和开展培训时间达1.85万（人日）/年，即每天有50人次专任教师在国（境）外进修深造，通过开展学术交流，丰富工作实践，加强理论知识累积，在进修中磨炼实践技能，提升国际化教育水平和交往能力。但在专任教师到国（境）外组织担任职务方面，西部地区仅有2所高职院校连续6年输送专任教师到国（境）外组织担任职务，占比4%；仅有4所高职院校连续5年输送专任教师到国（境）外组织担任职务，占比8.7%，总体比例有待提升。

3.关于标准国际输出方面。

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向境外输出是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重要标志。西部地区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4所“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向国（境）外输出标准共2605个，其中专业教学标准357个、课程标准2248个。输出标准数最多的是四川省，有6所“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已成功向国（境）外输出专业教学标准132个、课程标准842个；输出标准总数量排在第二位的是重庆市，5所“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已成功向国（境）外输出专业教学标准93个、课程标准687个。内蒙古的2所“双高计划”高职院校中仅有1所输出国际标准，且输出标准数仅为个位数。宁夏的2所“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到目前为止还未成功输出国际标准。西部地区其他省（自治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输出标准数量在2020年有下降，但总体呈增长趋势。输出标准主要涉及管理类、信息技术类、新能源技术类等专业类别，均为我国强势专业，即与现代化发展、工业化发展密切相关的专业。

4.关于国际技能大赛获奖方面。

国际技能获奖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职业教育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情况和受认可程度，同时也体现了我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掌握程度。2016—2021年，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中有30所院校的学生在国际技能大赛上获得名次，覆盖院校较广，但获奖总量不多。其中，国际技能大赛获奖数最多的院校是重庆“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在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中，重庆市的“双高计划”高职院校数量位居第一，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其在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中具备较雄厚的综合实力。此外，甘肃和新疆的“双高计划”高职院校暂未在国际技能大赛上获奖。

5.关于中外合作办学方面。

中外合作办学“既包括国外学校‘走进来’，也包括我国学校‘走出去’”。在新时期对外开放的背景下，高职院校的办学重心逐渐从吸引外方合作向对外输出办学转移。2016—2021年，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在国境外共开设办学点78个，除新疆、甘肃外，其余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已有“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在国境外开设办学点。2019年之前（含2019年）共开设办学点47个，2020年之后（含2020年）共开设办学点31个。办学点主要分布在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印尼、新加坡、哈萨克斯坦、赞比亚、乌干达、坦桑尼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家，覆盖的国家相对较少，且办学点主要覆盖具有政治和地缘优势的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其中，四川省“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在国境外办学点最多，共31个；排在第二位的是重庆市，办学点共29个。与西部地区其他省(区）相比，四川、重庆整体经济发展较好，“双高计划”高职院校数也最多。

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国际化困境

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在体制机制、人才培养结构、师资队伍、平台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系列问题。

1.区域职业教育国际化体制机制有待完善。

一是缺乏顶层设计。国家虽出台了一系列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力图通过相关政策和法规促进“双高计划”国际化发展，但区域范围内尚未因“域”制宜制定相应的区域发展规划，职业教育国际化区域共享、共合作、同发展的氛围不浓，缺乏区域特色。对《报告》分析发现，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发展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政策依据均未提及地方政策、区域政策，因而可推测西部地区大部分省市教育主管部门作为国家政策与院校发展的“中间人”，暂未较好地立足本土制定国际化发展规划，不能很好地为国际化发展指明路径。西部地区46所“双高计划”高职院校中，重庆、四川、陕西的“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占比56.5%，即超半数的“双高计划”高职院校集中在这3个省（市），余下不足半数的“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分布在7个省（自治区）。可见，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国际化的发展差距较大，还有待以区域为单位牵头组织各省市教育主管部门或各院校建立区域职业教育国际化联盟，打造“一校一特色”、互学互鉴、共建共享共发展的地区特色，避免各院校“各自为政”“各发各力”，同时避免“恶性竞争”。

二是缺乏专门性制度。目前来看，从国家、区域到地方，相关部门仅宏观地提出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指导方针，暂未有部门专门针对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拟定相应的人才培养体系、管理体系、评价考核体系、质量保障体系等。各院校对“国际影响表”的理解和重视程度不一，发展的情况也存在差异。《报告》中的“国际影响表”共9项指标（其中，2019年《报告》中“国际影响表”共8项指标，未发布“全日制国境外留学生人数”这项指标），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中仅有5所院校在这6年中完成了全部指标项。9项指标均为“0”的院校有4所，4项以上指标为“0”的有22所，占48%。

三是缺乏保障机制。相关部门虽已出台了一系列职业教育经费政策文件，对经费的投入和配置给出指导意见，但尚未出台专门的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经费支持政策，特别是西部地区，因整体区域经济较为落后，地方政府无力投放更多经费支持，缺乏保障机制导致出现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增速较缓的现象。

2.区域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结构有待优化。

一是人才培养数量难以满足企业对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的用工需求。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资企业面临着专业技术工人匮乏问题，特别是在全球疫情背景下，用工荒的现象更为明显，而这些中资企业的长期发展需要当地源源不断的技能人才。西部地区76%的“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均招收全日制国（境）外留学生，但最终招收的学生数量不多。2016—2021年，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共招收5370人左右（2019年因数据缺失，不计在内），平均下来每校每年仅培养23人。从在校生服务“走出去”企业到国（境）外开展实习时间来看，2019年境外实习时间最多，为126712人日，换算过来可知每年仅有347人服务走出去到国境外实习，相当于每所“双高计划”高职院校每年仅培养出7.5个可伴随企业走出去的人才。相对于走出去企业的需求来说，这个数量是远远不够的。“双高计划”高职院校作为职业院校的标杆，具有“国际可交流”的功能，每年培养的国际生数量过少，不足以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

二是人才培养质量还未达到国际要求。主要体现在：其一，高职院校的国际化意识不强。职业院校包括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在内，其观念还停留在职业院校的职责是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上，还没真正下大力气从根本上去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的人才。其二，国际生源整体综合实力较弱。从外派留学生层面看，高职院校的生源相对于本科院校来说，其文化基础较差、外语能力较弱。学生出国留学深造意识弱、学习主动性差、经济条件无力支撑等因素间接影响了学生国际化能力的提升。从来华留学生层面看，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其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这涉及区域经济因素、地理位置因素、综合实力因素等。对来华留学生而言，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地理位置可谓“偏远”“偏僻”,“双高计划”高职院校教育教学综合实力也还处于“爬坡期”，有条件的情况下他们更愿意选择中部、东部地区职业院校进行学习。其三，人才培养体系有待完善。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国际化依然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对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制定、国际化课程体系建设、国际化校企合作等还没有特别清晰的思路，对于将职业教育国际化落到实处、获取较好成效的把握性不大。

3.区域职业教育国际化师资队伍水平有待提高。

一是在师资队伍结构方面，大部分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博士以上学历的教师人数较少，外专外教人数更少；对委派教师到国（境）外组织担任职务或访学深造等重视不够，教师国际化能力提升机会少，师资队伍未得到合理优化。

二是在师资队伍综合素养方面，教师的国际化能力、国际价值观还不足以展现国际胜任力和传播中国故事。国际教育教学能力仍较为薄弱，特别是双语教学水平不足，对国际职业教育通用规则知晓度不高，国际事务处理能力不足，国际学术交流交往能力有待提升。

三是在师资队伍的数量方面，教师国际化能力提升渠道窄、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少，其数量跟不上国际化发展需求，未能同时满足“内需”和“外派”的需求。

4.区域职业教育国际化平台建设有待深化。

一是重数轻质。目前一些国际化平台一味强调加入平台的院校数、企业数、机构数，强调平台成员覆盖的国家数，而忽略成员加入平台的目的和意义、忽视成员的需求及质量。一些平台过于强调合作量的多与少，而忽视了合作程度的深与浅。西部地区部分“双高计划”高职院校通过平台与多所境外院校签订合作备忘录，但仅停留在签订备忘录的层面，后续并未开展相关活动；还有一些院校签订备忘录后，仅开展短期交流、外事接待等形式化的活动。

二是重表轻里。目前大部分国际化平台的“名头”很响亮，但常出现“虎头蛇尾”的情况。其启动仪式高大上，邀请各界人士参与，启动之后再无实质性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措施。也有一些平台定期组织或举办相关会议，通过签订合作备忘录为国内外院校提供交流的契机，但后续再无跟进和指导。这些国际化平台建设忽视了国际化的内涵建设，忽略了平台的理念、资源和运行，没有深入挖掘平台功能，对资源汇聚、信息沟通、后期对接项目等工作还没做足做透。

三是重同轻异。平台建设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特别是境外办学点、海外基地等。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自身的特色、优势挖得还不够深，院校间的合作默契度不足，还存在“盲目竞争”意识，未转变成“共享”“共赢”理念。境外办学点的选择也较为集中，业务拓展能力还有待提高。

5.区域职业教育国际化品牌有待打造。

一是标准输出数量不足，被认可度还不高。我国的职业标准多年来一直“借鉴和学习欧美等国家的标准体系”，在借鉴和学习中不断完善、调整和内化为自身的标准体系，而内化后的标准体系以国际产业需求为基础，融合国家职业教育体制、国家职业教育指导思想、区域特色、高职院校优势等，目前正处于迅速成长期和逐渐成型期，“搭乘”国际产业链“走出去”的力度还不够。2016—2021年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共输出2605门专业（课程）标准，输出量有逐年增长的趋势，但与各院校引进的国际先进标准数相比，数量仍太少。

二是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在国际技能大赛中的表现还不够突出。西部地区近5年仅有16所“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在国际技能赛事上获奖，而获奖的院校中仅有7所“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在一年中获奖超过个位数。从院校本身来说，一方面，院校对国际技能大赛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培养和组织学生参加国际技能大赛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不足；且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因整体区域经济较为落后的原因，对国际技能大赛的参与和组织工作较难给予更多经费支持。另一方面，教师的指导能力和学生的技能水平还有待提高。从赛项上看，技能大赛的赛项五花八门，赛项的设置还有待优化，组织方也涉及各行各业各单位，政府主导的国际技能大赛相对较少，竞赛标准的技术含量还有待提高。

三是境外办学点开设还有待进一步科学谋划。境外办学是课程、知识、文化、技能的输出，同时还包括学历、学位及技术技能资格证书的授予。从2018年开始，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中只有9所院校在国（境）外开办15个办学点，2019年有11所院校开办31个国（境）外办学点，2020年有6所院校开办14个国（境）外办学点，2021年有7所院校开办14个国（境）外办学点。我国职业院校境外办学项目刚起步，仍处于自主探索中，对境外办学内涵和途径仍参不透、悟不深，在开展项目时重易轻难，更愿意从国外院校引进项目，尚未理清“走出去”的条件和途径，影响了校企协同“走出去”机制的进度；同时办学定位模糊、专业教师选派困难等也是影响高职院校境外办学实践发展的重要因素。

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路径

 

1.完善区域职业教育国际化体制机制。

一是建立统筹区域发展机制。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鼓励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间协同互助，建立健全区域职业教育国际化机制。梳理西部地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特色和优势，整合资源，通过“传—帮—带”策略，缩小区域内部职业教育发展差距，进而提升区域整体发展层次、开放水平和职业教育质量。充分发挥重庆、四川、陕西的国际门户枢纽地位，挖掘和凝练广西、云南、新疆、内蒙古沿“边”优势，支持贵州、青海、甘肃联合推动等沿“路”优势（路：丝绸之路），以“重庆—四川—陕西”为中心，通过教育行政部门间或区域国际组织间的协同沟通，理顺“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制定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国际化区域协作总体框架，制定政策和制度，整合资源、共享资源，以此带动周边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

二是建立区域协同机制。当前，全球经济快速发展，新技术日新月异，不断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的产业形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必定需要“优化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要素配置”和职业教育供给结构，为产业发展提供合适的技术技能人才，因此，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需进行调整和升级。区域内教育行政部门、高职院校、行业企业之间需沟通协调，“抱团”统筹资源、共享信息，使高职院校的专业链紧密对接国际市场的产业链和创新链，同时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建立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国际化项目，“促进西部地区职业教育整体实力向新高位推进”。

2.创新区域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一是提升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国内在校生的国际化水平，通过建立专项培养计划提升在校生的技能水平、文化水平和交流能力。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和先进的教学理念、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和教学管理模式；加大与企业合作，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输送学生到国（境）外学习、实习、工作；积极营造国际文化氛围、积极开展留学生国际交流项目，拓宽学生国际视野、提升学生国际交流能力。

二是不断打造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职教援外新模式。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以专业特色为基础，积极搭建国际产教融合平台，不断探索和推出“中文+技能”人才培养模式，聚焦定制培训、课程资源、交流活动、职业资格认证等内容，为海外中方企业培养当地的技术技能人才。

三是努力扩大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规模。规模和质量是相互促进的，即留学生培养质量越高，越容易吸引更多的留学生来华学习。为此，汇集各类国际教育资源要素并进行整合优化，提升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国际化办学理念、特色优势、招生对象、师资水平、专业建设、课程教学、管理制度等，打造特色品牌专业和特色校园文化，不断实现来华留学生人才培养新突破。

3.组建区域职业教育国际化师资队伍。

一是强化高层次国际人才的引进工作，除了引进国际优质师资到校开展教育教学、学术交流外，还应加大力度开发和建设国际高端人才资源库，把线上国际资源的教师纳入“兼职”国际化师资行列中并充分加以利用。

二是鼓励国内在职教师积极参与校内国际事务，参加国际会议、参与国际课题，赴海外研修、学习国际课程、提升外语水平等；选派优质教师服务“走出去”中资企业，参加企业实践工作，指导学生开展学习和实习；评选和推举优秀的、具有国际事务解决能力的教师在国(境）外机构担任职务，主动活跃于国际舞台，展现中国魅力、传播中国故事、结交和汇聚国际人才，进一步提升国际胜任力。

三是院校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扩大教师海外研修规模，与职业教育发达的国际机构及院校联合培养师资，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学习管理模式、培训模式等先进经验，促进院校高水平国际化“双师”队伍建设。

4.搭建区域职业教育国际化平台。

职业教育国际化平台的搭建要遵循教育性、合作性、服务性原则。教育性是其根本原则，需要体现职业教育的内涵和使命；合作性和服务性是其功能原则，能够实现优质资源的互动共享，解决中资企业境外发展的难题。

具体来说，职业教育国际化平台分为两大类：一是国别研究和交流平台。通过与各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沟通交流，增进国际理解、凝聚发展共识、促进职业教育对接与合作。如“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发展人文交流研究会、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10个东盟职教研究所等。二是行业与教育协同发展平台。即具有相近行业背景的院校携手行业、企业共同构建联盟，联合开展职业教育国际化。如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中非职业教育联合会、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合会、中国—东盟文旅职业教育联盟、中国—东盟商科职业教育联盟等。利用平台优势，每个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明确战略定位，推出最优资源和项目，通力合作，“实现国际间职业院校的深层次、长期性对话合作”，助推职业教育再发展、国际影响力再提升。

5.打造区域职业教育国际化品牌。

从职业院校实践来看，学生参加国际技能赛事得到认可，取得较好的成绩；开发和输出的标准数量多，得到引入国/校的认可和使用；境外办学保障措施完善、机制健全、定位清晰、招生数多，境外办学点数量增速快等是职业院校打造国际化品牌的重要依据。国际技能大赛赛事标准和赛事要求可以说是最高、最严格的标准，它是按照产业技能人才标准设计的，是评判学生技术技能水平高低的方式之一。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应以赛事标准为标准，探索方式方法，让学生学习和磨炼技能，以赛促学、学以参赛，在赛事中获得国际社会相关行业的认可和肯定。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应争做中国标准国际化输出的先行者。中国标准国际化需要立足“国际化”定位，有针对性地研究国别需求，根据学校特色和基础，组织相关行业和机构梳理、完善相关技术标准，还要加强中国标准的翻译整理，提高中国标准的国际认知度和认可度，发挥品牌效应，与世界共享中国高质量职业教育发展成果。

同时，西部地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还应充分利用“走出去”企业在国外的影响力和引领性，做大做强境外办学项目。完善顶层设计和顶层引领，与政府、企业、院校等多主体协同合作，对应“走出去”企业和当地产业需求，有效整合政府、职业院校的资源，加强能力建设，开设既符合“走出去”企业发展需要又与办学所在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专业，同时做好配套服务工作，如配套利好政策、经费支持、高水平国际化的管理队伍和师资队伍、国际化的教学资源等，为其在国境外设立办学点及推进工作提供坚强的保障。

蓝艳，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体育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南宁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本文刊发在《教育与职业》杂志2023年第7期。

 

 

来源：《教育与职业》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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